Scorpion13

    2010年年初，《南方周末·评论》与国内传媒同行联袂推荐，以见识、反响、锐度三个测评维度，列出过去一年的10篇佳作。
与往年一样，凡《南方周末》刊发的言论不在其列，以示公允。
■年度评论第十名
请给汶川一个安静的周年祭
《广州日报》，4月26日，作者：张结海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本文透着温情，像是对生命已经消逝的亲友的承诺，也像是在劝诫身边的友人。汶川地震是我们灾难，不是某些人的谈资，更不是表现欲、表演欲……展示的适合的舞台。看看过去一年多，灾区接待了多少的参观者，迎来送往了多少领导，那些走过场式的明星，还有不小心说出“周年庆”的官员……就知道，这一声提醒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要。这一声温柔的提醒揭开的恰恰是某种劣根性。无论如何不该把周年祭变成周年庆。

时评：给汶川一个安静的周年祭

远离灾难的现场，避免失去亲人的记忆——对于“心灵碎片”的重合都是有帮助的。
    还有两三周，就是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的日子。据了解，各种纪念活动正在筹备之中。大家的心情显然很容易理解的，不过我在这里要“不识时务”地郑重建议：请给汶川大地震一个安静的周年祭！
    去年5月12日下午，我正在家里写作，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抬头一看，发现餐桌上的吊灯正在摇晃，我意识到地震了。随后，我写出了汶川大地震第一篇心理方面的文章，强调在抗震救灾中“救身”重要，“救心”同样重要。
    不过，之后发生的一切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整个社会对地震后的心理救助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重视，我当然不会认为这和我的那篇文章有什么关系，相反，我把它看成是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
    然而，当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的心理救助和心理干预工作时，我们发现，我们过于强调了要主动“做”些什么，却忽视了适度的回避和等待的价值。
    根据“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把幸存的受灾者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极端后果者，不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很可能会出现极端后果。第二类是严重后果者，其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尽管不大，但是PTSD会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第三类人群是大多数，他们的后果相对温和，基本上不需要专业的心理帮助。
    上述三类人群，尽管症状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适当的回避——远离灾难的现场，避免失去亲人的记忆——对于他们“心灵碎片”的重合都是有帮助的。
    遗憾的是，在这个方面表现得还不尽如人意。过去一年来，灾区接待了数不清的参观者，据介绍北川县宣传部震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接待各方领导及各路记者，陪同他们进入北川老县城视察、采访，工作人员一路还得为客人讲解：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单位，在这里有多少人遇难，当时如何抢救……一遍遍讲述，一遍遍重复，工作人员内心的伤口也就一次次被撕开。甚至有记者亲眼目睹北川县宣传部工作人员在陪同的汽车里独自落泪。
    另一类最常见的心理伤口的撕开就是采访，抗震小英雄林浩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媒体介绍，林浩就经常遭到媒体记者的围追堵截，甚至逼得小林浩往厕所里躲。林浩的父亲表示，林浩在媒体面前一遍遍地重复地震后发生的事情，对孩子的心灵是一种折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怎样的周年祭才是最有价值的周年纪念？到底怎样的周年祭才是灾区人民真正需要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心理工作者郑重地建议，请给汶川地震一个安静的周年祭。安静的纪念也许才是最好的纪念。（张结海，知名心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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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论第九名

“被”字一语风行后的权利焦虑

《中国青年报》，7月30日，作者：曹林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如果要选2009年年度汉字，“被”会是一个大热门。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本文更多着眼于“被就业”，但其解释力却足以涵盖2009年“被”字走俏的各个场合。“被捐款”、“被自杀”、“被增长”……每一个“被”充满民众权利被僭越的无奈。“被”字的传神在于，你是行为的主体，但你却不知道自己已然发生的行为；到了有一天，你被告知你做了什么，你才恍然大悟。“被”字是对民众对自身权利、福祉被漠视、被践踏的最温柔提醒，它是在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告诉掌权者，该给蛮横的权力带上个笼头了。

"被"字一语风行后的权利焦虑

2009年07月30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网络时代，一语风行并不是多难的事，一个炒作，一段丑闻，一番恶搞，就可以让一个陌生的词在一夜间突然蹿红，以几何级数的增长速度在舆论中传播——然而这样的流行往往极其短暂，仅仅飘浮在舆论泡沫的浅表层面，各领风骚没几天，舆论生命很短很短，“热点覆盖”中很快被新的热点提炼出的新的热词所替代。一个字词要想真正一语风行，长久地被使用并阐释，它必须真正触及人们内心深处的关怀或焦虑，击中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或权利困境。

“被”字就是这样真正地一语风行的。西北政法大学为了提高就业率，让没有就业的大学生与并不存在的企业签订一份子虚乌有的就业协议——自从这起“被就业”丑闻曝光后，“被”字就迅速在舆论中流行开来，没有蓄意的操纵，没有网络的推波助澜，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字在描述他们的现实和阐释一些新闻上是那么好用、贴切和精准，被就业、被捐款、被统计、被代表、被失踪。于是，“被”字一语风行，人们用这个“别扭的被动语态”描述着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别扭的被动现实”。

比如，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最新数据称：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实际增长11.2％——对于这个飘红的增长数据，许多穷人就感觉自己“被统计”进而“被增长”了。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所以引起一场无聊的跟帖风暴，因为它击中了网络世界的寂寞；“杞县核泄漏”的谣言所以引起一场杞人大迁移，因为它击中了信息不透明下杞人对政府瞒报的恐惧——“被”字所以一语风行，因为它击中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没有什么字比这个“被”字更能言简意赅并精准地描述出许多人“缺乏自由”和“不能自主”的权利感觉了。

可能没有几个人在现实中没有遭遇过不幸的“被”。捐款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领导强制将部分工资扣下来作为捐款，这是“被捐款”。没有授权某个人代表自己去行使某种权利，那个人却理直气壮地宣称代表自己，这是“被代表”。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幸福，却被统计数字描述为“平均幸福指数很高”，这是“被统计”；根本不想违法行贿，却被现实逼着去以行贿寻求不输在起跑线上，这是“被腐败”……以“被”字为前缀的词组，它实质上描述的是一种“受人摆布”的不自由状态，一种弱势的权利受强势的权力任意玩弄的被动状态。

哈耶克对自由下过定义，他说，自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亦常被称之为个人自由状态。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我的理解是，在法律框架内自己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自主尊重自己的意志，把自己的才智和资源用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事务上，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主动地选择、主动地负责，自由就是这样一种“主动语态”。而被动语态描述的则是那种一个人不能按自己意志行事、受制于另一个人强制的不自主状态：不是你主动做什么，而是被人强制做什么，你是宾语而不是主语。

这种被动，根本上是弱势的公民权利在强势的政府权力面前的被动，每一个“被”字短语之后，都有一个强势的权力主宰和操纵着一切。公民的自由，本就依赖着权利与权力的平衡，权力天然地强大，必须有一种制度对强大的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使其在公民面前保持谦抑和顺从。法律筑建的坚固城堡使私人有一个确保自主的私域，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这个私人领域中个人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政府无权干预，强制减至最低限度。如果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间缺乏这道坚固的法律堡垒，个人权利必然就是被主宰、被操纵、被侵犯的命运。“被”字描述的就是这种主宰与受制的格局。

中国的改革正努力将政府权力关进笼子中，正努力通过法律保障公民的自由，致力于将强制减至最低限度，可这样的改革是那样地艰难。在权力尚未被驯服、民权依然很弱势的情况下，“权利被戏弄”难以避免。在傲慢、强势的权力面前，公众总有一种非常被动的感觉，权力既然凌驾于法律之上，自然也就凌驾于民众之上，主宰着权利的命运。从“被就业”中提炼出的“被”字，正好击中了人们的这种焦虑，所以一出现就一语风行。(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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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论第八名

把“盛世”梦永远封存在史书中

《中国经济时报》，2月20日，作者：陈季冰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生活在“盛世”的人，可能从来都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生活在一个盛世。那么，什么样可称之为“盛世”，相信本文的描述会让读者大有启发的。“那个时代不会为一点点暂时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也不会为偶尔的离经叛道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大惊小怪，更不会在来自异域的器物、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影响面前畏首畏尾。那个时代可以从容不迫地面对历史和未来，它甚至丝毫不觉得有对自己作出肯定评价的必要；那个时代因为自信和从容而撤除了一切可以撤除的物理上和心理上的长城，从容不迫地面对着世界，长安即是世界，世界尽在长安。那个时代坚信：如果我是强盛的，我就没有必要畏惧任何外来或未知的影响；如果我还不够强盛，我就更有必要学习借鉴这些外来和未知的知识。因为真正自信，所以就不知盲目自大为何物；因为真正从容，所以就远离焦躁急切。”

把“盛世梦”永远封存在史书中

2009年02月19日   中国经济时报



■陈季冰专栏

    我们正陶醉在一个自封的“盛世”中不能自拔，尽管一个伟大的时代似乎真的将在不久的未来降临。

　　一向厚古薄今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使用“盛世”二字时出奇吝啬，一部华夏5000年文明史中，被普遍当真的“盛世”只有尧舜、汤武、开元和康乾这几个寥若晨星的时代，即便是史家公认的好时光如西汉“文景”时期和初唐“贞观”时期也仅仅被称作“治世”。考虑到上古的遥远缥缈和康乾的名不副实，实际上真正当之无愧的“盛世”也只有1300年前的“开元盛世”了。

　　与“蒙昧迂腐”的古人相比，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的现代人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厚今薄古。于是，在我们那慷慨的笔下，“盛世”两个字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意奖励给自己的廉价大礼包。

　　为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罩上一圈“盛世”的光环，在肤浅但影响力巨大的大众传媒那里已是老生常谈：主题早已先行，新的新闻事件都是“中华盛世”君临天下的证据。加上同样肤浅且对我们影响力更大的西方媒体的唱和，我们民族百多年来交织缠绕在自尊－自卑、憧憬－焦灼之中的那颗脆弱心灵正迫不及待地准备迎请似乎必将到来的一派歌舞升平。

　　在为中国新年祈福的钟声中，像我这样生性不那么乐观的人只能企盼这个“盛世”不要很快化作一串随风飘逝的话语泡沫。

　　如果能够让时光倒流，我们就有机会见识1000多年前的那个真正的盛世。我们将看到，长安的酒肆里文人才子们对酒当歌，在大街上泼墨狂草，诗人凭着自己的才情在朝堂上毫无顾忌地让重臣为自己脱靴磨墨，而古往今来唯一的女皇读到讨伐自己的铿锵檄文时对它的作者赞赏有加。我们还将看到，来自当时已知世界各地的人们在长安的大街小巷自由无虑地经商、求学和传播异域的文明，而皇帝面前则站满了各种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大臣，他们被一视同仁地视作大唐子民和大唐官员。我们更将看到，从世界各地引进的思想，尤其是从印度取来的佛教经典被视若至宝加以翻译、钻研和发扬，与此同时，凝聚着中国自身伟大思想传统的典籍又被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四方……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那是一个转瞬即逝但却光芒万丈的时代：生活其中的人们因国家繁荣强盛、人民富裕安康而充满自信，又因自信而以从容开阔的心态面对世界；反过来，这种从容与开放心态又使社会更加昌明，从而有助于国力的进一步提升。那个时代不会为一点点暂时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也不会为偶尔的离经叛道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大惊小怪，更不会在来自异域的器物、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影响面前畏首畏尾。那个时代可以从容不迫地面对历史和未来，它甚至丝毫不觉得有对自己作出肯定评价的必要；那个时代因为自信和从容而撤除了一切可以撤除的物理上和心理上的长城，从容不迫地面对着世界，长安即是世界，世界尽在长安。那个时代坚信：如果我是强盛的，我就没有必要畏惧任何外来或未知的影响；如果我还不够强盛，我就更有必要学习借鉴这些外来和未知的知识。因为真正自信，所以就不知盲目自大为何物；因为真正从容，所以就远离焦躁急切。

　　现代人对古代的成就往往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我也并不认为史书和文学记载中1000多年前的那个“大唐盛世”没有一点夸张成分。但有一点是很难置疑的，那个时代的整体精神气质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正的盛世，应当是一个全社会、全民族精神强健的时代。从根本上说，文化的繁荣程度和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所谓“盛世”。至于经济上的小小成功（遑论这种成功还极其不平衡）、外交领域里的些许成就，充其量不过是通往真正盛世的漫漫朝圣路上微不足道的起步而已。而今天，仅仅这微不足道的一小起步，却已被包裹上了无数“盛世论”的话语泡沫。我真担心这种虚幻的“盛世论”会让我们头脑晕眩、目光短浅，乃至裹足不前，迈不开继续前行的步伐。我的一位朋友写道：“这是一个人心浮躁的盛世，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这是一个半遮真相的盛世。”我也因此衷心地希望，2008年里发生的一系列天灾人祸及由此暴露出来的脆弱国情可以成为虚火热旺的“盛世元年”的一剂清凉散。

　　乱世远远多于盛世的中华5000年历史给予我个人的教诲是，通过坚忍睿智的人为努力，辅之以一定的运气成分，一个国泰民安的“治世”也许是可以实现的，但一个光照千秋的“盛世”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不仅需要人为努力，更仰赖于许多千载难逢的机缘。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失去了谦逊而清醒的头脑，无论是“治世”还是“盛世”，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一切伟大之物都是不可预知因而也不可期的。历史将无情地证明，一个有胆量标榜自己为“盛世”的时代是多么渺小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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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论第七名

廉租房为什么应低标准

《新京报》，3月22日，作者：茅于轼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仅仅是本文的社会反响，就足以支撑其进入这个榜单，即使许多人记住这篇文章，只是那断章取义甚至被曲解的一句——“廉租房不该有厕所”。就住房问题，舆论的讨论已足够充分，但是在这个贫富分化悬殊、矛盾已有相当程度积累的问题上，现在最需要的则是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行动，以真正一步步恢复明显倾斜的天平，重建社会正义，而又不致于引发社会剧烈的动荡。茅于轼先生提出的方案显然不能一下子达致公平，甚至可能还会被人视为是对低收入群体的歧视，但这可能是向着公平迈进的脚踏实地的一步。这种针对社会弊端，并且充分考虑现实可行性的方案，胜过了只是在嘴上呼喊“公平”的无数口水。

茅于轼：廉租房为什么应低标准

2009年03月22日  《新京报》

   我赞成发展廉租房，但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有私人厨房，但不一定有私人厕所。这引起许多人的质问，为什么廉租房没有厕所。我认为廉租房是有厕所的，而且应该是水洗的，是室内的。但未必是私人的，而是公用的。

   要求廉租房高标准，这使我联想起经济适用房盖成了180平方米的大公寓，它不是经济适用房，而是相当阔气的公寓房。为什么有这种现象？简单说，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侵占中低收入者(他们原本是经济适用房的对象)的利益，以经济适用房为名，图他们的私利。为了防止在廉租房中出现类似的问题，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类似地，经济适用房也该是90平方米以下的。究竟什么样算低标准，大家可以讨论。我建议不设私人厕所只是方案之一。

   廉租房是为谁建的？是为在城里生活、收入最低的那部分人，主要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现在的住房标准是不得超过15个人一间，这是北京市明文规定的。那儿没有水洗厕所，而且也不是室内厕所。他们能用上水洗的室内厕所就是一个大改进。其实，这种情况在改革以前很普遍。就在东北，冬天非常冷，上厕所只好去露天挨冻。即使在现在，大部分大学生的宿舍里也没有私人厕所，厕所也是公用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住上有私人厨房的廉租房，应该感到满意，因为比原来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低标准的廉租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当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会主动退出廉租房，去寻找条件更好的住房。别的国家实施廉租房的经验之一，就是客户条件改善后不愿退出廉租房，还想继续享受廉租房的优惠，而政府很难请他们走。如果条件差，他们比较容易自动退出，去寻找适合于自己收入水平的住房。

改革以前，北京以及许多其他城市，都有所谓的筒子楼，那是一般干部的标准住房:中间一条走道，两边是一间间的宿舍，每间的面积约为15平方米。一间房就住一个家庭，有两三口人，做饭就在自己的门口。他们既没有私人厨房，也没有私人厕所，但有公共的室内水洗厕所。我心目中的廉租房就相当于过去的筒子楼。但厨房还是应该独立隔离，公用厨房是很难的。

   有人说，廉租房没有私人厕所是歧视穷人。这话不错。市场经济就是对穷人不利。有钱人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它是认钱不认人的。能不能改成一视同仁？我们试验过，就是吃大锅饭，结果不但富人完蛋，穷人更惨。倒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贫富差距扩大，但穷人的生活有了改善。现在基本上没人挨饿了。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事。市场经济能把饼做大，它的分配原则是谁创造的财富多，谁就得到更多的分配。但这样的分配原则，不能把饼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

   廉租房的建筑标准低，虽说是对穷人的歧视，但也是对穷人的帮助和优惠。他们花很小的代价，能住上比过去好的住房，靠的是全国的纳税人出钱。但是，最终走出贫困，还得靠自己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提高廉租房标准上，既不合理，也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如果将来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当然可以建高标准的廉租房。

□茅于轼(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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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论第六名

救救家乡，救救公共精神

《南方都市报》，4月11日，作者：熊培云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因为在网上发了篇批评家乡县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王帅遭当地警方跨省追捕。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了——王帅事后恍然大悟般的表白让人伤感：又一位有公共精神的人倒下了么？农村占据了中国国土的大部分。只有这一片广大区域更快的被带入公共领域，从而贴近现代、贴近法治，才能言整个国家之现代与文明。而触发这个转变的，往往是那些走出家乡的成功、热血人士。林语堂曾说，30岁年纪是很容易被驯服的。然而，一个具有公共情怀的人被驯服或者学“乖”，很可能就意味着将会有一个“孤岛”被高速旋转的中国的离心力甩出，与社会前进的方向渐行渐远，而那一个个“孤岛”就是养育了众多走出去的成功人士的家乡。

救救家乡，救救公共精神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4-11 09:53:06 　

　　

　　■媒体思想之熊培云专栏

　　青年王帅在网上发了篇批评家乡河南灵宝县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竟被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将远在上海工作的他“捉拿归案”。在拘留8天后，由于王帅的家人同意当地政府的要求，砍掉了自家土地上的果树，警方遂对王帅做了取保候审处理，但仍要求他保持沉默，并且每两个月写一封“对发帖行为的思想认识”给警方。

　　余下的发展似乎顺理成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帅表示此事给了他“深刻的教训”，并声称以后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恍然大悟般的悲观表白，难免让人伤感———又一位有公共精神的人倒下了么？事实上，许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便是这样，因为不堪承受现实巨大的挫折，从此转而奉行犬儒主义。

　　从记者调查来看，王帅不过是借助网络表达自己对家乡公共事务的关心。然而，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说，这突如其来而且差点让他丢掉工作的牢狱之灾的确足以教他学乖。有目共睹的是，从整体上看，今日中国社会还没有逃出林语堂当年的判断：25岁到30岁之间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而这一年，王帅只有24岁。当人们觉得自己吃不起亏，就只好“ 国事管他娘”（林语堂）了。更何况，一个人出于某种考虑，甘心忍辱负重、唾面自干也是一种权利。关于这一点，着实无需指责。任何人都不能鼓励别人为一个好社会多做牺牲。

　　真正重视权利的人，不会小看这样一次跨省逮捕，因为在他们眼里，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所写道：“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在此意义上，当王帅在网上表达自己对家乡政府的意见，当警察不远千里过来说“代表故乡，你被捕了”的时候，天地同样崩溃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已置身于某种危险之中。

　　事实上，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类似“文字狱 ”并不少见。人们早已厌倦讨论“诽谤罪”是否成立了，因为他们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早已经心知肚明。而此次王帅被抓捕，不仅让大家看到他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更让大家看到了乡土中国的法治之艰、维权之难。“何世无奇才，没在沼泽中”，乡下人的公共精神并非从来没有，而是被一点点磨灭了。在乡下，虽然偶尔也会有人谈论权力的腐败，但那些公共精神就像是夏天萤火虫一样，只会在燥热的夜晚闪点光，一到白天就都没影了。正是公共精神的缺席，导致乡村不断沦陷于权力与资本之合谋。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关系牵连纠葛，批评本乡本土的权力本来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与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不同的是，本土权力部门对冒犯者“知根知底”，甚至可以将他们的父母变相押为人质，要挟他们的子女就范。而父母通常也会与当权者合流为一种劝降子女的力量，务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在前不久，我收到一位读者来信，他向我讲述自己在家乡维权时的艰难：就在他返乡组织村民查村里不明不白的账的时候，父亲大为光火，觉得儿子在给他添乱，因此要“断绝父子关系”。

　　谈到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公共精神，早在100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留下了这段流传甚广的见闻：1851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年，古伯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碰到几个中国人，于是便想着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道光之死以及继承人问题，古伯察以为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中国人感兴趣。然而这些中国人根本不听他们的谈话。就在几位外国人对这种冷漠“感到恼火”时，一位有点身份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的把双手放在他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费力做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岂不是傻瓜！”

　　言下之意，国家不给我好处，我何苦为国家操心？应该说，这些具有报复性质的话语所体现的不过是臣民对君主在心理上的抛弃，是一种日常的反抗。但是，即使它是对的，真正有公共精神的人也并不否定：关心社会前程与国家命运，其实也是在关心每个人自己。

　　还是让我们感谢互联网吧。尽管国外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技术正在消灭公共生活，像章鱼一样将本可以走向广场的人们绑定在书桌之前，让人们“看到更多，交往更少”。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互联网为转型期的中国支撑起最活跃的公共空间，为中国人找到了独特的批评方式。网上针对王帅因言获罪而掀起的反对声浪，亦足以见证近年来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之成长。而这一切，或可让失意的王帅重拾信心，亦心有慰藉。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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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论第五名

新闻开放与社会扁平化

《中国新闻出版报》，2月2日，作者：鄢烈山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容易让读者留下印象的，或许是文章对反对新闻开放的三种官员心态的描摹：一种是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传统不放；一种则主要担心失控，影响社会安定；最糟糕的则是因为利益。文章语调决不冰冷，没有横眉冷对，娓娓道来，透着过来者的豁达与智慧。本文的发表正逢中国政府雄心勃勃欲用一到两年时间打造中国可以媲美CNN、BBC的国际媒体计划出台。对于如何在国际上赢得公信力，本文关于对内开放论述就是对症良药。

新闻开放与社会扁平化

2009年02月02日12:55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中国很畅销。所谓“世界是平的”是说，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全球化进程，从表明地球是圆的，持续进行到今天，由国家、公司到个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角，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互联网轻松实现了自己的社会分工，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日益显得微不足道。他描述的是“同一个世界”的发展大趋势。

　　那么，什么是社会的扁平化呢？人类社会的扁平化，就是实现人类大同，这是人类社会的“同一个梦想”，亦即“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或叫“普世价值”。人与人之间（更不论国与国之间）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都是自由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激励人们奋斗的无非就是这个价值目标。

　　实现社会的扁平化，需要诸多手段和条件。比如，推进村民自治、居民自治、行业自治，发展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放手让公民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不论是汶川大地震的倾情救助，还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志愿者的参与都生动地表明，中国民间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可以有效地参与中国社会的治理。无疑，新闻开放是实现社会扁平化的重要途径和条件之一。

　　新闻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合起来就是一个“不分内外”的全面开放。不论对外对内，新闻开放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从“大历史”的角度讲，世界潮流不可抗拒，与其被动卷入不如主动做弄潮儿。由30年的国史观之，“改革开放”伊始就两位一体不可分；当年中国选择加入WTO也有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意思；在“中国制造”满世界的今天，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分工，不可能只让商品流通，而不让信息流通，或者只让某些自己认为“正面”的信息流通——天下没有这样一厢情愿的好买卖。

　　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还在迅猛发展中，要想控制新闻信息的传播，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会被证明根本不可能。除了全球化的经济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即：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很多人有了国际视野，农民工见识也广了，很多人的文化程度得到提高，甚至在涉及征地、拆迁、讨薪等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范围内不分文化程度高低，公众的权利意识普遍高涨，人们要求反特权反腐败、实现社会公正的诉求会日益强烈。这种内在动力，驱使人们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和手段向国内外发布新闻，以期引起外界的关注。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新闻开放对于普通民众，自然也有一个改变新闻观念的问题，比如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批评就是抹黑等等，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求之不得。对于公开政策法令、公开集体账本和官员财产呼声很高。农民也知道找媒体“上访”，重庆“最牛钉子户”甚至找外国媒体来采访，“制造舆论（压力）”。

　　然而，在当下中国，主动的新闻开放的程度，还取决于掌握公权的人们。妨碍新闻开放在官员中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种人是冥顽不化，死抱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主义皇权传统不放，他根本就反对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扁平化的现代思维。但是这种过气人物是上不了台面的，与人民当家做主、追求社会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也与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四大民主”、保障公民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承诺性政策目标相反，所以师出无名，不可能得人心。

　　第二种人较多，主要是担心新闻开放会失控，影响社会稳定。新闻开放需要有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但这种担心从根本上讲是过虑。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不愿中国乱的。去年的西藏“3·14”事件、四川震灾和北京奥运一再证明，中国民众是爱国的，对于诬蔑中国的不实报道他们会自发地抵制。对外的新闻开放有助于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成见和偏见（比如对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发展现状的不了解）；对内的新闻开放，比如瓮安事件的解决，是消除了不稳定因素而不是加剧了社会冲突。反之，“管控”媒体和信息传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三聚氰胺事件中国人丢了里子又丢面子正是如此。

　　还有一种人，阻挠新闻开放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所系。他们似封建领主，一掌遮天，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刮地皮，哪管当地洪水滔天，或者为了出“政绩”升官，至少是逃避问责。总之，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倒行逆施，不择手段地封锁真相，打击一切妨害其安全的人。掩盖灾难和民变，迫害举报人致死，这样的“新闻”报道已有太多，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如去年8月初的山西娄烦村民被埋事故，8月28日《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娄烦：被拖延的真相》被“消音”，直到后来温家宝总理批示之后才被调查处理）。新闻开放正是这些“独立王国”和“土皇帝”坐大的克星。

可以相信，不论新闻开放还是社会扁平化都是中国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趋势。

（作者鄢烈山系知名杂文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

Scorpion13

■年度评论第四名

面朝真相，春暖花开

《深圳商报》，3月27日，作者：魏英杰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史学家许倬云说，历史就是过去的人生，喜怒哀乐，聚合离散，又何尝不是时时发生？在旁观时，如能设身处地，体会领略古人的境遇与心情，由此感同身受，即于古事少一份苛责，多一份警惕。历史时时在走完一步后，才警觉前一步的浅薄。我们该注意的本来是一步一步的过程，不必是那些才走到即已过去的脚印。本文的立意暗合。这话对普通人适用，对一个政权、党派团体、执政者更加适用。可惜的是，走进围城往往比冲出来更容易，尤其是那个围城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时候。

魏英杰：面朝真相，春暖花开

2009年03月27日 　来源：深圳商报

  　睡前随手翻阅最新一期《收获》(2009年第2期，作者李辉)，读到1971年6月沈从文先生寄黄永玉的一封书简。当时，沈从文仍在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信中最后一句是：“便中问候可以问候的熟人好。”

　　读罢此信，顿感无尽苍凉。均为“熟人”，却有的人可以问候有的人不可以。不便问候，或是怕给人家带来麻烦，或担心人家给自己带来麻烦。寥寥数语，沈从文先生及那时期知识人的普遍心境跃然纸上。

　　经历多次“运动”，沈从文战战兢兢之余，仍然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也多了些在人间世的睿智。可有的人并不如此，比如聂绀弩先生。近日读章诒和女士大作《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此文见报略有删节)，又顺藤摸瓜大致翻阅了《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作者寓真》一文。多达11万字的材料，将聂绀弩嫉恶如仇、敢怒敢言的个性表现得入木三分。文章提到，有“熟人”请聂绀弩下馆子，几杯老酒下肚，聂顿时诗性大发，对时局狠狠地作了一番(如今看来不乏真知灼见)抨击。哪曾想到，这原是“熟人”做的局。酒后，一份10页长的秘密报告便已送达公安机关。

　　这位“熟人”是谁，“聂档”没有明说。但在章文，打小报告的人中，仍然在世的黄苗子先生赫然在目。读罢章文，当然很震惊。但震惊之余，还有迷惑、彷徨、悲哀……简直有千百种滋味涌上心头，久久不能释怀。大概出于同样的心情，有人颇为愤懑地发问：那个年头，还有一个好人吗？不过，抛开这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以为更应当追问的是：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一段历史？

　　震惊始于真相潜伏历史海底，不轻易示人。关于那一段历史，别说未曾经历过的年轻一代懵懵懂懂，就连亲历者有时也不能彻底搞明白。当事人普遍保持沉默，档案大多未能公开。敢于站出来说话的，由于可以理解的缘故，有时不免过于激愤，甚而充满怨怼。也许，由于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段历史，只能任由真相载沉载浮，若隐若现。或者，正因为真相难以大白，有的当事人走上了“循环揭黑”的路径，而这难免又陷入类似于“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的文化逻辑之中。

　　不由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这位被视作“战后德国良心”的大作家，晚年在自传中说出一个惊人事实：他17岁时曾加入纳粹的武装党卫军。格拉斯“迟来的忏悔”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激烈争议。最有力的指责是一位传记作家认为，格拉斯这份虚伪的忏悔标志着“一个道德权威的终结”。实际上，在纳粹时期，大多数德国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卷入历史的进程，有的人是直接参与暴行，有的人成了“无知的帮凶”(比如电影《朗读者》里那位女主角)，还有的人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做了错误的事情。格拉斯属于后者。他虽然加入党卫军，其实什么也没做，不仅“战争期间没开过一枪”，几个月后就被关入了战俘营。与其说格拉斯因自己的“罪行”而忏悔，不如说让他备受煎熬的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感”。战后德国许多人并没有直接参与纳粹活动，却也不愿意透露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德国《明镜》周刊称这些人为“沉默的邻居”，原因或在于此。

　　现在，类似问题也摆在我们的面前。对于这一段历史，说还是不说显然也成了一个问题。说吧，由于牵涉面如此之广泛，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这足以让几代人陷入无休止的追问，以及无休止的恩怨相报；保持沉默，又何以面对历史，面对未来。这样一段历史，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作一了断？我认为，说比不说要好，公开真相比让历史成为死档更负责任。与此同时，还要以一种宽容的心态看待历史，而没有必要非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公开真相是为了避免重复悲剧，而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历史悲情；公开真相，在于给历史和后人一个交代，而不是让后人看到黑暗，却从此走不出历史的魔咒。

　　相比之下，我非常欣赏“聂档”作者冲淡平和而又不失执着的写作心态。在这部作品中，提到黄苗子的名字仅有十来处，其中几处还是聂绀弩在交代材料中带出来的。作者虽然对聂绀弩送给黄苗子的诗稿“都进入了司法机关”等事表示疑惑，最终还是打消了登门拜访黄的念头。个中或有“为尊者讳”的意味，我看更重要的是，作者费尽心力撰写这部大作并不是为了揭私，而是为了求真——把关于一位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告诉世人。

　　过去那一段历史，是时代造成的悲剧，也是无数人共同参与的一出活剧。面对这一段历史，既要向历史寻求真相，也要对一些具体人事怀抱宽容。德国就有“说出真相”一类组织，鼓励那些经历过二战的“沉默的德国人”说出自己的故事，他们认为，只有敢于面对真相，才能避免悲剧重演。是的，面朝真相，春暖花开，这样的社会和未来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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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论第三名

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

《东方早报》，6月29日，作者：笑蜀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需要维稳，说明社会存在不稳；维稳支出越高，说明社会不安定越多。这么一个简单的悖论，如果成为权力行使中的常态，那只能是权力的运行出现了功能性障碍。如文中所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就已经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信息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代议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只要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么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经由成熟的程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专业化的解决，而不至牵一发动全身，发展为危及整个社会的狂涛巨浪，让整个社会都付出高昂代价。

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

作者：笑蜀   来源：东方早报   日期：2009-6-26

    学校停课，客船停航，旅馆停业。直到邓玉娇案判决公布，巴东这种接近战时状态的所谓“稳控”才告段落。据一位巴东官员介绍，如此“稳控”，当地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这对老少边穷的巴东显然是天价成本，难以负荷。

　　巴东事件刚刚落幕，江西南康、湖北石首又爆发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自然，也要不计代价地“稳控”。

　　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是众所周知。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

　　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

　　上海金山区1996—2006年政法总投入124609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6%。财政拨款年均增幅17.34%。

　　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为此遭致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强烈质疑。

　　如果说上海广州皆属经济发达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就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了。譬如湖南津市。该市因政府财力有限，虽然维稳经费在财政拨款中已经占了较大比例，仍不能满足需要。无奈之下，只好口中挤食，强令所有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挤出财力保证维稳经费。甚至不惜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拨到政法委集中使用，以确保专业巡逻人员工资的发放。

　　天价维稳成本已经是沉重的包袱。它最终必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对经济危机阴影包围下的中国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危害人人皆知，但天价维稳成本为什么就是降不下来呢?

　　原因可以列举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则只有一个，即国家基本制度一定程度的失灵。推究已经发生的诸多群体事件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群体事件发轫之初，都往往是小事，往往因为拖，最后拖成了大事。而这个拖的过程，往往都是当事人或者受害人求告无门的过程，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从只是满腹冤屈发展到满怀怨恨的过程。之所以求告无门，无非因为正常渠道不正常，不具备解决相应问题必须具备的足够权威，因而不能不缺乏解决相应问题的实际能力。

　　处于转型期即新旧社会问题交汇期，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长已是不可遏制。既然正常渠道不正常，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旦发展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就往往只能法外解决，特殊处理。而每一次法外解决、特殊处理，都更加烘托出正常渠道的不作为，更加把其他当事人或者受害人引到法外解决、特殊处理之途。法外解决、特殊处理就这样成了处置群体事件的惯例，国家基本制度被冷落，而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基本制度本身就已经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代议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只要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么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经由成熟的程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专业化的解决，而不至牵一发动全身，发展为危及整个社会的狂涛巨浪，让整个社会都付出高昂代价。

　　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其成本之高超乎寻常。这个不正常的成本，无妨看作国家基本制度正常与否的指数，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常与否的指数。应该承认，目前这个指数不理想。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是值得鼓励的方向，但要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先要让正常渠道正常起来，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上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这已经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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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论第二名

“是好是坏”之理性追问

《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28日，社论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这也许是今年最好的经济评论，关时弊，切肯綮。其深刻、冷静的洞察力甚至让人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悸——他们对大宗商品走势误判，要求政府收储稳定库存；他们对房地产走势误判，要求政府变更文字游戏推出改善性住房概念；他们遭遇高负债现金流之困，要求政府提高杠杆率有利于其以小博大；他们原本是一帮失败者，却以大而不死银行先死来挟持社会，他们原本是一帮被淘汰者，但他们通过修改规则、罚没别人从而无赖晋级。言辞凿凿所为者何？民众持久的利益，中国市场经济生生不息的公正。2009年，还有哪一条言论，比它更显责任，更有担当？

“是好是坏”之理性追问

2009年12月28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这是从未有过的惊异和荒谬。被视为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狰狞的经济危机，被认为带来地基坍陷般震撼的金融海啸，似乎仅仅是想象中的猛兽，当猛兽凌空一跃，它突然消散为藏匿阴影中的碎片；当海啸巨潮俯击，它刹那被凝固成平和温吞的水线。恍如隔世，异度空间，从危机时代到后危机时代宛如捅纸般的转换，从无限沉沦到V形反弹仅在咫尺之间，从通缩警示到通胀预期如同无缝对接。所有的预言都成空，所有立场都抽离，所有的假设如流水，所有的视角均修正。

　　世界和中国一夜间真的好起来了!？

　　这是个难以捉摸的命题，也是一道冰冷至极的逼问，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智识上的纠缠，恰是如何主宰未来行进路线的导航。

　　世界从极冷回暖，中国由悲观而乐观，这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人造的增长。整个世界大约投放了25%的GDP资源进行经济拯救，中国则以4万亿政府财政刺激撬动近10万亿的信贷投放拉动复苏。磅礴的拯救工程赋予官僚职责伦理上的说辞，民众则跟风洗脑般将拯救视为政府义不容辞的“守夜”，而夹杂其中埋单成本的最终支付、明暗利益的巧妙输送、拯救先后序列的机心则被轻易而放纵地忽略。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计划有如巨大的眼球，权势者的私利始终是最黑和最活跃的部分。

　　他们对大宗商品走势误判，他们要求政府收储稳定库存跌价；他们对房地产走势误判，要求政府变更文字游戏推出改善性住房概念；他们遭遇高负债现金流之困，则要求政府提高杠杆率有利于其以小博大；他们原本是一帮失败者，却以大而不死银行先死来胁持社会，他们原本是一帮被淘汰者，但他们通过修改规则、罚没别人从而无赖晋级。

　　真正的市场经济周期实如生物演化，物竞天择，适者优者存活。所谓适者，跟随周期之变而顺应其变者，所谓优者，预判拐点之态而主动应变者也。适者优者猜中经济风向转变，快速销售、压缩库存、积攒现金、伺机出动；而劣质汰者则浑噩无极、抱残守缺、见事不明，落入经济周期惩罚的谷底。事实上，这一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机制，更聪明更富进取力的基因取代愚笨和不知变通的基因。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赐予未来潜在的伟大企业家礼物时期，因为他们躲避了资本缩水，积攒了必要资金，面对萎靡的要素价格，更轻易地组建伟大企业的雏形，从而为下一次经济高峰的到来、知识外溢和智力扩散、创新升级以及社会普遍性对创新的模仿做准备，最终让未来的经济能够更健康地逾越此前的高点，迎接“创造性破坏”的隽永真义。经济周期不是可以割去的扁桃体，而是起伏有致的心跳。经济周期具有生物演化之美，基因再造之势。

　　适者优者猜中了风向转变的开头而没有猜中结局，劣者汰者啥都没有猜中却能左右结局。万科猜中开头、率先调整握住现金，但却抵挡不住政府廉价货币放水，现金从王变寇，保利地产赢得结局，利用时机大肆扩张，隐隐超越之势，万科反被群小分析师讥讽为“错失良机”；民营钢铁猜中开局，适度收缩，应对暂时僵局，不抵政府人情冷淡货币注水，反被用更低成本廉价融资的低效国营钢铁所兼并。于是，在政府不遗余力拯救之下，经济上演逆向演化之剧，央企盘踞，民资萎缩；地王变性国有，煤炭引发重治。国有不善则民营行倒卖资产套利之实，民营利厚则重新国有行驱逐产权之能。

　　事实上，我们并非持有僵硬的私有至上意识形态，“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性质应是平行。私有应有理，国有应有法。但我们始终看到的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总有内部人瓜分嫌疑，而民营企业国有化总有强权强占之嫌，受益者始终是官僚梯队、裙带人群。而那些市场企业家总是在惶恐中预防行政调控的不测，在正确的开局预测中接受意想不到的终局惩罚。这种有悖于正常经济周期，同时又叠合着正常经济周期的“行政周期”，不仅可以创造出国民经济V形逆转的奇特火爆路径，同时也紊乱了内在生物演化式真实理路。

　　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市场企业家对于实业运作的冷漠化，猜对开局的人末尾错得离谱，他们无法锁定内心，从而四顾茫然，他们降低实业欲望，而追逐虚拟经济。他们仅仅相信一些局部的确定关系，如果他们认定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超强护盘，他们就会成为房地产泡沫的一滴；如果他们相信股市充满了管理层的关爱，他们就会义无反顾成为股市曲线的波浪小厮。政府一直冀望于实体经济的民资跟进，却发现酿造金融游戏泡沫的无边苦海。

　　货币如阶梯，上屋抽梯故人群悬而未决。经济需演化，大幕上演而主角被预先废黜。经济拯救让真正的企业家死亡，拯救的界限检验官僚轮空的底线。我们在这里以一种沉痛的心情看待经济数据的暖化，我们以一种悲剧的心态看待路径依赖的滋长。我们从来没有对伟大的中国经济丧失信心，我们只是对一种逆天的演化为之颤瑟，来自我们内心的警告像拳头一样，它们轻轻吹拂着失望和面颊，吹拂着庞大体制波浪中伏落的屋顶。

　　我们认为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迁就民众承诺以北欧般福利主义的虚词，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精髓不在于对失业数字的廉价动容。因为自由经济鼓励每个人自强且凌厉地面对人生和困境，因为自由经济强调每个人隐忍而微小累积式福利改善。于是，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真正的精髓是平等、降低明显的倾向性、承认失败者自负原则、坚持风险和责任的对等性、强化自身行为的透明和自律。否则蚁族式无奈、蜗居式怨怼，就有了正当抒发的情境；否则公务员考试的如龙长队，黄光裕式腐败案的百官牵连，就会延绵不绝。

　　萧条时期民众临时恐惧的总和，给予当局者下意识的便利，民众被流行的见解所裹挟，视强调拯救边界的理智为冷血。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发声，即使偏见卷起舌头，真理像胃疼一样难以咽下，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消化。因为我们所捍卫的是你们持久的利益，我们所保存的是生生不息的公正规则，我们所抵制的是以汝为名的卑劣榨取，我们所叱责的是一种颇富玄机的拯救道义。

　　但我们也严峻地领悟到，你们可能不会倾听，你们不相信远久的故事，你们仅关注急功近利的当下，你们只相信凯恩斯主义“长期看我们是死人”的哲学。没有真正自由经济的歌谣，你们不会有嘴唇，自由地发声，但可能你们最终唱过的并将传唱的，只是无尽的主旋律的聒噪，它永远不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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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评论第一名

拆迁之死

中央电视台“新闻1+1”，12月2日，作者：白岩松 王锡锌 董倩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我们常说最好的新闻，往往是在最需要发声的时候，恰好站在了舆论的潮头。发生在成都的拆迁自焚事件，央视“新闻1+1”基本做到。该期节目充分发挥了中央媒体在话语权、调动资源、政策把握方面的优势，成为一方意见高地。电视手段的运用，半小时的时长，实现了对事件本身的全方位覆盖，容纳了远非一般性的平面媒体评论所能容纳的内容，尤其是对现场的还原，影像发挥了远超文字的表达力和感染力。作为一档诞生之初就被定位为“电视上的新闻评论”的节目，“新闻1+1”在成都拆迁事件上的表现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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