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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史上最强马屁诗歌(章立凡) [打印本页]

作者: Ailan 时间: 2008-6-16 11:39 标题: 史上最强马屁诗歌(章立凡)

　近日上网，忽见旧体《词二首》（作者王兆山，6月6日《齐鲁晚报》），立时绝倒。兹录其一如下：
　　
　　《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做鬼是不是幸福？坟前看奥运转播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既然作者如此认为，不妨自己"亲历死也足"。肉麻源于矫情，矫的是人类之情，禽兽不与焉。见过矫情的，没见过这么矫情的！
　　　　
　　作者强调"天灾难避"，我等"打酱油的"，怎敢有意见？但作者以死难者的口吻，歌颂党国领导的救灾善举，我倒是有点疑问：你还没死，是站着说话的主儿，凭什么来当废墟下的冤魂"代表"？
　　
　　我国是一个在舆论导向上讲究"以人为本"的国家，大灾之年哀痛未平，就急着"坏事变好事"，"代鬼填词"的"王代表"，是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啊"？
作者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连鬼也要代表的中国马屁诗人。
　　
　　是四川大地震，王作家代表废墟下遇难者，以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公仆和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面对“党疼国爱”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
　　
　　这个“遇难者”名字叫王兆山，是山东沂南人，1953年10月生，197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文学创作二级作家。
　　
　　算来王作家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早已过知天命之年，可写这样的东西出来显眼，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马屁竟然有这么拍的？！我曾经给我不到4岁的儿子讲邓通的故事，我儿子都懂的给人舔屁眼是恶心丢人的事情，都明白啥叫羞耻。可你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竟连啥叫羞耻都不不知道了，真不知道活着还有啥劲。
　　
　　三国时候的汉朝老臣王朗投靠了曹操，虽然做了“二臣”，但毕竟还知道这并非光彩的事情，当诸葛亮骂他“汝既为馅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于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的时候，还知道被揭短，羞愤而死。可是这位王作家把这样的捧屁文章发到报纸上，让普天之下的民众观看，这不是把邓通舔屁眼的事情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做吗？咳！看来不但不知道啥叫羞耻，简直是把无耻当有趣。
　　
　　山东有“一山一水一圣人”之说，这些都是山东的骄傲。泰山、黄河都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孔圣人更是“礼仪廉耻”的倡导者，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齐鲁大地，今天竟出了这么个啜臀捧屁的东西！虽然天下溜须拍马之徒多的很，但王作家的这篇文章也可算得上是巅峰之作了，民间传说中的《屁颂》与之相比，实在是黯然无光了。不知到这期的报纸销量如何？个人感觉应该不错，肯定有好多人想收藏这篇经典的拍马之作。
　　

作者: Ailan 时间: 2008-6-18 08:39

扬子晚报王兆山“做鬼也幸福”令文学蒙羞
星岛环球网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6月6日发表在某报上的《江城子》，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连日来，由这首词所引发的文学伦理反思，闹到了沸反盈天。（6月16日兰州日报）

　　细勘如此笔触，确实太过轻佻，替那些遇难者“表态”尤其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底线。许多人认为，虽然这首词并不怎么符合词牌格律，但以作者的身份以及公开发表的结果，已足以令文学蒙羞。无论是否应该牵扯到整个文学，这起事件都是对文学创作的严重警示。

　　警示之一：文学艺术的创作应该是自由的，但其自由却有个不应逾越的底线，即必须尊重基本的人文理念和人本价值。王兆山此篇词作则由于失去了对亡者的基本哀矜和体恤，有违基本的文学底线，所以完全不能被接受。

　　警示之二：灾难文学的创作尤其应该谨慎，面对灾难和伤亡，作家应该保持凝重，而不可有丝毫虚浮。近日，著名演员成龙对目前很多剧组涌往地震灾区拍摄电影批评道：“目前我知道的就至少有20个剧组在灾区拍摄素材，这样很不好……我敢说拍出来的多数都是大烂片”，而且“这不仅帮不到灾区人民，反而还会因为烂片太多而麻木了大家对于灾区的感情。”这样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

　　王兆山的这首词，即便可以称为一种“英雄乐观主义”，但从另一面看，这种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变相地视灾民生命如草芥，已经少了文学家必备的悲悯意识和生命关怀——至少也是一种令人生厌的矫情。如笔者的网友所言，让灾难凸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奋进，这种狂躁的心态显然是不大正常的。

　　由此，灾难可称是衡量作家的砝码。通过上述现象，显然很容易测量出某些作家理性思考的欠缺或心态的幼稚、作风的虚浮。这是很令人悲哀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灾难时分以及这样的缺点暴露，尤其是对这种缺点的批评过程，可能也能成为文学发展的契机。假如通过这次批评，文学中人能够认真思考“王兆山现象”，并更加认真地思考这场灾难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则灾难不仅是衡量作家的砝码，同时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引擎。

　　基于这些机会和理由，近年来正在饱受批评的文艺界，应该有通过这次机会从整体上提高水平、改善形象乃至浴火重生的意识和勇气。而退一步说，即便这一机会并不那么容易把握，但至少应该由此风波明晰文学创作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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