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lan

2008-5-21  环球网
关于他要去哪里，郝林（音）已经欺骗了妻子。他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郝先生是一个心理医师，他到这里是为了给地震幸存者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

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搭配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同情。

星期六的网上，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

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

一些民间团体的代表说，很多的个人，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震后迅速投入了行动，为中国红十字会不堪重负的任务提供了补充力量，帮助了救援行动。

由于人道主义危机非常严重，官员们对民间团体放行了。此后他们称，出于安全考虑，志愿者需远离震区。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到达了那里。

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

“我们意识到，这场危机是空前的，我们必须携手做一些贡献，”39岁的兴莫（音）说。他是非政府组织有经验的组织者，还是负责培训志愿者的云南发展学院的校长。

很多志愿者说，他们到目前对政府处理救援的方式是认可的。一些专家说，领导们可能会疏导这种热情。

中国的媒体也集体在地震后对事件进行了报道。

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的高级研究协调员鲍书明（音）说：“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拐点。这将化解政府和普通人之间的一些界限。人们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变得更有组织，社会变得更开放了。”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公众的反应仅仅是悲伤和帮助他人愿望的自然宣泄，反映出这个社会中有更多人富裕到了可以有所回报的程度。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一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拨出更深远的声响。

“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阿兰• 邱说。“人们被儿童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我们成长的这个社会里，人们似乎认为中国人命不如外国人命值钱。”


在四川的震区之外，公众的反应越来越大。死亡人数每天在增加，但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从中国公民和公司那里来的捐助已经超过了政府划拨的5亿美元。一些捐助数目非常大，例如香港富翁邵逸夫捐出了1400万美元，小学生也捐出了他们的硬币。

献血活动、蛋糕义卖、各种筹款和艺术品拍卖都举行了。还有人放下手中的一切赶到灾区。四川省省会成都一个私家车俱乐部的40名成员多次往返灾区，从遭受重创的什邡运出了100多名伤员。还有人满载物品，成百上千英里进入四川灾区。

电视台不断播放搜救被困人员的坚决行动，报纸也被允许刊登那些反映灾害毁灭之恐怖的照片。

“最令人惊异的事情是24小时播报，”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的中国专家安东尼 塞奇说。

塞奇称，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一代以前对农村人生活的困境毫无兴趣。“但是，现在他们被人们生活的状况震惊了。”

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发展健康的民间社会被认为是重要的一步。现在非政府组织仍然扮演着很小的角色。云南的兴莫（姓）先生说，被允许进入救灾现场并不意味着私人团体就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效果。他说：“最令人抓狂的是交通，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我们有太多的物品卡在路上。我们知道成千上万的人紧急需要它们，但是我们没法运给他们。”

还有一些需要警惕的信号。一些公司现在要求员工捐款，而不是鼓励自愿捐款。博客作者痛批明星，包括姚明，他们认为他的捐款不够。捐款源源不断，人们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质疑*，关心这些钱怎么花。政府官员开始询问专家如何让救援工作更有效率。

但是，现在在地震区，公众的反应无疑是很大的，而且也常常是混乱而没有计划的。官方媒体报道称，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民间志愿者是江苏投资公司老板组织的一支救援队。从那以后，热情的人们逐渐到达了。

在偏远的路池村，当地的玻璃厂破烂不堪，砖盖的农民房屋被夷平。67岁的农民刘列（音）的情况很糟糕。他和其他七个家人睡在一个塑料布下面，他的房子的每一面墙都被毁了。但是在他塑料布的一角，刘先生指了指一堆矿泉水、零食、食品和两袋大米——全是志愿者带来的。

“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人。你们必须理解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区别。现在人们从广州和其他地方给我们带来了吃的。”

志愿者回归他们正常的生活后，刘先生必须重建他的房屋，重新开始生活。他的妻子、63岁的郭碧华（音）很担心，她说：“我们怎么盖房子，我很担心。我已经老了。”

在不远处，心理医师郝先生刚刚和其他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到达了，一个是拉里 王——一个在纽约住了30年的华人。他们在相遇，一路经过受灾地区，给人们提供心理辅导。郝先生住在人口众多的出口城市深圳，在一个背包里塞了两个星期的补给。

他说，他在跟幸存者谈话以及帮助他们应对生活时很激动，特别是儿童。但是不要告诉他的妻子。“我妻子不知道我在这里，”他承认，“她会很害怕。她以为我在广州。”